宗教中国化视域下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与启示——基于清末《改土归流章程》的考察

发布日期:2026-08-20 16:26:15     信息来源:微言宗教     字体: 小 中 大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俄等列强势力通过多种手段加深渗透西藏及西南边疆,我国边疆危机愈发严峻。为应对这一局面,在领土完整与边防安全的双重压力之下,清政府确立了“固川保藏”(徐君:《固边图藏:清末赵尔丰川边经营》)的战略格局。时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于1905年至1911年间在西康地区主导推行改土归流改革,并颁布《改土归流章程》(以下简称《章程》)。

此次川边改土归流中的宗教事务治理实践,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章程》及相关文献展现了清末宗教事务治理中打破政教联盟、规范宗教事务、整合基层社会的制度逻辑。尽管这些尝试存在执行粗暴、文化冲突的历史局限,但其制度化、系统化的治理思路,对新时代正确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仍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一、清末川边宗教事务治理的历史实践

(一)历史背景与政策动因

西康地区地处川藏之间,是沟通内地与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改土归流前,该地区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地方治理状态。政治与经济上,康区实行土司制度与寺庙经济相结合的治理结构,绝大部分土地及核心生产资料为土司与上层僧侣所有,底层农牧民负担沉重。更为严峻的是,由于长期缺乏中央政府的直接有效管辖,当地土司

与藏传佛教上层势力深度绑定,结成地方政教联盟。这种政教合一的封闭结构,在列强势力渗透的背景下,暴露出严重的治理危机。英国先后于1888年、1903年两次武装侵藏,西南边疆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

为挽救边疆危机,清廷确立了“固川保藏”的边疆治理战略,试图通过强化川边控制来屏障西藏、抵御外侮。赵尔丰被清廷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1905年至1911年间,他在川边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先后平定巴塘、理塘、乡城等地叛乱,收缴土司印信,设置流官分治,为后来西康建省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对宗教事务的治理成为改土归流的核心内容之一,赵尔丰认识到,若不打破政教联盟,改土归流难以持久。

(二)《章程》中的宗教事务治理措施

1910年,赵尔丰颁布《章程》,系统制定了川边地区政治、经济、宗教等各项改革措施。

1.废除寺庙经济特权

经济特权的废除是宗教治理的基础环节。《章程》从三方面瓦解寺庙的经济根基。一是寺庙土地纳粮。明确巴塘、理塘两境喇嘛寺院土地归属朝廷,喇嘛田地不分自种、佃种,均平等缴税,打破了以往寺庙坐拥免税良田、聚敛巨财的局面,削弱了宗教势力对抗世俗政权的经济基础。二是严禁寺院放高利贷。此前寺庙放贷利率极高,导致大量农民因债务破产。新规严禁寺庙放高利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经济压力。三是革新乌拉劳役制度。1910年颁布的《新订乌拉章程》(乌拉,是近代川边、蒙古地区传统支差徭役制度),强调征调劳役必须给付酬劳、禁止乱摊派。

2.限制宗教权力

限制宗教势力的政治权力是政治治理的核心。《章程》对宗教的政治治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限制寺庙规模。赵尔丰明确“一庙喇嘛不得超过三百人”,对多数寺庙已超出数额、一时难以如数削减的实际情况,变通为“将喇嘛名数、年龄注册存案,已过三百者,以后不准再行续添,逐年自然减员”。(赵尔丰著,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二是将僧侣纳入世俗法律管辖。《章程》明确规定:“勿论汉人蛮人,皆为大皇上百姓。”涉及僧侣的民事、刑事案件,一律由官府审理,寺庙不得私自设刑、擅断纠纷,改变了此前寺庙随意干预基层行政、审理案件,成为法外之地的状况,将宗教事务纳入国家统一治理轨道。

3.兴办世俗教育

旧有制度下,寺庙是主要的文化知识传播中心,控制着民众的思想教化。为改变这一局面,《章程》大力主张兴办世俗学校,由官方掌握教育资源分配与文化传播权。赵尔丰在川边广泛兴办学堂,教学内容涵盖汉语、算术、历史等,并制定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民众送子女入学。

二、治理成效与局限性反思

辩证地看,改土归流致力于在边疆基层扭转神权高于国法的局面,重塑基层政治秩序,是清廷应对时局的实际探索。《章程》中的宗教事务治理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

(一)改土归流的治理成效

一是奠定了西康建省基础。赵尔丰对康区土司的改流及各项建设,为后来西康省的建立打下基础,有效维护了国家统一。在宗教事务治理方面,采取限制寺庙规模、废除经济特权等措施,削弱了宗教势力对基层政权的控制,使国家权力得以深入边疆基层。二是减轻了民众负担。乌拉制度改革使劳役关系从人身依附转变为雇佣关系。寺庙土地纳粮、禁止高利贷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底层民众的经济压力。三是推动了教育近代化。兴办世俗教育是赵尔丰治理的重要成效之一。教育的推广打破了寺庙对文化知识的垄断,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赵尔丰通过整合汉藏文化推动当地政治改革的努力,使川边地区成为清末边疆民族地区教育改革的代表。四是抵御了外来渗透。赵尔丰的治理有效抵御了英俄势力对西南边疆的渗透。改土归流期间,赵尔丰率军收复江卡、察隅等地,保障了川藏运输畅通,使中央政权的影响得以触及西藏边境。若无这一时期的改土归流,西南边疆的向心力将大为削弱。

(二)局限性反思

作为一场在外部危机与内部体制腐朽双重压力下仓促推进的地方改革,其最终随晚清政权覆灭而中断,深刻暴露了传统封建政权在边疆治理中的内生性缺陷。

一是治理基础脆弱。赵尔丰构建的基层治理体系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官僚色彩。改土归流虽废除了土司的世袭特权,但在基层治理中仍不得不依赖原有地方势力,这使得改革难以深入社会底层。

二是治理手段粗暴。因情势等原因,赵尔丰武力平叛过程中杀戮较多,被民众称为“赵屠夫”(赵尔丰著,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反映出激进治理手段引发的社会反弹。单凭暴力推行强制整合,违背了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忽视了民族情感的复杂性,难以在各族民众间构建文化认同。

三是制度建设缺乏持续性。从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有效的制度建设需要三个条件:规范的制度文本、独立的执行机构、稳定的政治环境。改土归流中虽颁布了《章程》《新订乌拉章程》等制度文件,但执行效果高度依赖赵尔丰个人的权威与能力。一旦人事变动或政权更迭,制度便难以持续运转。辛亥革命后,部分治理成果未能延续,正是这一局限的直接体现。这揭示了一个深层问题:制度建设若不能超越个人权威,便难以实现可持续治理。

四是文化整合的单向性。赵尔丰兴办世俗教育打破了寺庙对文化的垄断,但也存在文化同化的争议。这反映出近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国家整合与文化保护均为正当价值,需寻求平衡,不宜简单以进步或压迫定性。

三、改土归流的现代启示:宗教中国化与多元共治

历史经验的当代转化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局限进行反思性超越与创造性发展。

(一)守好法治底线,防范化解民族宗教领域风险隐患

一是着力筑牢边疆治理的法治基础。历史经验表明,法治是规范宗教事务、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保障。赵尔丰治理的局限,核心在于制度运行过度依赖个人权威,未能形成独立于人事变动的制度化框架。我国《宗教事务条例》的修订完善,标志着宗教事务管理从政策主导向法治主导的转型,这一转型正是对历史局限的制度性超越。

二是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对于任何企图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的图谋,或是打着宗教旗号从事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极端势力,应依法予以处置。依法处置与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同一法治框架下的不同面向。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全面压实治理主体责任,坚决守住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的底线。

(二)深化宗教中国化实践,夯实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基础

赵尔丰的治理因过度依赖暴力手段而难以持续的历史教训表明,对待民族和宗教问题需遵循宗教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宜简单依靠行政命令或强制手段。宗教信仰具有复杂性,因此,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应当坚持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各宗教,积极引导宗教主动剥离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习。要注重教义教规的本土化阐释、宗教组织的社会化融入、宗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引导与认同塑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之成为促进社会和谐与民族团结的积极力量。

宗教中国化并非借中国化之名行同质化之实,因此要特别注意加强政策解读,推动宗教界与学术界的对话交流,支持学术界深化宗教中国化理论研究。

(三)推进基层多元共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时代的边疆治理需超越传统封建时代单纯依赖官治与强制整合的历史局限。赵尔丰治理时期群众基础薄弱的根源,在于封建政权的阶级属性制约。现代社会治理本质上是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协商协作,应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构建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

边疆地区的基层治理有赖于各民族团结。让各族群众在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树立起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分裂主义与极端思想的滋生条件。这一路径正是对赵尔丰治理时期群众基础薄弱局限的历史超越。

结语

赵尔丰的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未能真正实现边疆社会的长治久安,亦未能培育出可持续的民族共同体认同。

宗教事务治理是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问题,汲取历史经验,应当始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通过法治保障、文化引导、社会整合的协同推进,促进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本文主要依据官方档案史料展开分析,未来可在丰富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引入人类学田野调查、社会学深度访谈等跨学科方法,深化对边疆社会微观运行机制的理解,提炼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命题。

(作者:周悦丽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法学部主任、教授;闵子羿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