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缅甸华侨教育经历了阶段性的迅猛发展,而其背后离不开侨商们的发起、组织及筹备。一方面,来缅经商的华侨日渐增多,培养后代以接续自身事业是侨商兴办教育的首要动力,所以二十世纪以前八莫、仰光等地的祠庙及会馆中开设了私塾,使侨教初现雏形。另一方面,晚清末期革命和保皇两派在南洋各埠的演讲游说,推动了陈甘泉、庄银安和徐赞周等爱国开明侨商在仰光先后建立了中华义学和益商夜校,成为缅甸华侨新式教育的开端。尔后缅甸侨校的数量更以每十年两位数级地阶段性递增。尤其是侨商邱瑞轩和曾妈庇的倡导与支持下,首所华侨中学得在仰光建立,这意味着仰光华侨教育的发展站在了整体缅甸华侨社会的首列。侨商积极办学助推了华侨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又进一步加深了侨胞的家国认同,并助推了缅甸华侨社会爱国民族主义的觉醒与发展。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缅甸华侨社会经历着一波兴办教育的热潮。其间建立了将近347所学校,包括了仰光华侨中学、福建女子师范学校等中学,得到了陈甘泉、庄银安、徐赞周等一批侨商的支持与帮助。其中尤以陈甘泉、庄银安、徐赞周等在1903年建立的中华义学、益商夜校为新式教育之伊始,使仰光成为缅甸乃至南洋华侨教育的先驱。尔后,缅甸第一所华侨中学仰光华侨中学的建立,亦得到热心侨商杨子贞、邱瑞轩和曾妈庇等的倡导与帮助。可以说,开明侨商在缅甸华侨教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
对于缅甸华侨教育的发展脉络,目前学界早已成果丰硕,其中较多地集中于对民国时期缅甸侨校发展脉络的梳理,侨校创建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二战后侨校的发展现状。但是当下研究对于缅甸侨商与华侨教育的关系、革命运动与侨商、教育之间的关联,还有华侨教育发展的因素及影响等仍存在不足。本文通过梳理缅甸华侨教育以及庄银安、徐赞周等侨商相关的文献资料,在讨论缅甸华侨教育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探究侨商同教育间的关系,尤其是民国建立前后民族革命思想如何驱动进步侨商投身兴学事业,以剖析侨商兴学的历史原因以及侨商在兴学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探讨缅甸华侨教育兴起的缘由,发展的特点还有其带来的历史影响,以期对近代缅甸华侨社会以及华侨教育研究有所助益。
一、侨商兴学与新式华侨教育的伊始
南洋各地华侨教育的兴起,多为当地威望之侨领加以倡导并筹资兴建,从而为侨校的初步建立解决启动资金之问题。例如1904年槟榔屿所设的中华学校,便是由南洋学务大臣太仆寺卿张弼士所倡导,并得到梁碧如、谢春生等侨领的捐助,缅甸仰光的中华义学也是如此。仰光作为缅甸其时最繁华的商埠,信息交互频繁,侨商云集,有先发之机,而诸多因素也促成了侨商支持侨教的兴起及发展。
(一)兴学缘由
首先,从现实角度考虑,侨商支持教育兴办有其生存考量。据朱敬先《华侨教育》所载,早期侨商基于帐目写算与契约签订的需要,加之与国内书信往来之联系,遂有文字学习之必要。同时侨商亦希望其后代能写会算以继承其产业。侨商的首要目的在于经济盈利,其与教育的关联,一方面在于通过教育教授生存所必须之技能,以便子女能够适应当地社会环境以同欧人、印人之竞争;另一方面在于借助教育来维持同祖国之联系,以依托祖国市场来推动自身的商业发展;还有利用教育来加强海外华侨社群的联系与团结。朱敬先在其书中亦提到,“华侨向海外求生存发展,在经济事业逐步开展中,侨社组织跟着发达,侨教事业也跟着进步……华侨教育是启发侨民知识的一种利器,是改造侨民生活的一种工具,是保障侨民生存的唯一方法”。如此可知,兴办教育对于侨商乃至华侨社会而言,是其自身发展之必然趋势,是华侨、族群及祖国间之链接纽带。
其次,侨商支持教育兴办有其情感因素的存在。华侨跨域经商往往经年累月无法回家,但他们对家乡、家庭的情感联系并没有因此减弱,反而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其对家乡的眷念和对亲人的思念。其中就包括定期汇回的银信和批信、寺庙的捐建、地方会馆的成立以及学堂教育的筹建等。例如1901年客籍华侨叶礼仁在给母亲的家信中写道,“不肖男自别家庭以来,不觉三载之久矣。无奈山遥远隔,不得晨昏听省,自问有愧于心耶。但目下钱财未筹,故以不能回家”。信中表达了为求生计而常年在外不能在家侍奉母亲的愧疚,而这正恰是当时海外华侨的普遍现象。而在滇西歌谣《阳温暾小引》中也有类似的情境,“抛父母,别妻子,吞声独走。众亲友,同送到,官坡路头。官坡头,好一似,阴山背后。过此后,家中事,一概全丢。别县人,亦非是,不往他走。住的是,中华地,何等悠游。吾腾冲,住瓦城,辛苦尝透。最凶险,过夷山,时刻担忧”。个中字句无不透出家中亲人对华侨远行的忧虑。因此,教育成为了海外同祖国乡土文化重新建立联系并延续的桥梁,使得华侨在海外仍能够维系其文化身份,寄托着同家乡的情感链接。
![]()
![]()
再次,华侨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同,以及对家国文化的自觉传承,是维持华侨身份构建的关键,也是侨商关注教育及发展教育的动力之一。郑彦棻就提到,“华侨之所以为华侨,全赖其民族观念,而民族观念之养成,全赖侨教,无民族自觉,即非华侨”。对于定居海外的侨商来说,教育作为一种知识亦或过往经验的传播方式,不仅在于形式上继承和维持家乡的文化传统。从精神内核而言,其之所以建立及存在的本身,就寄托着华侨对家国乡土的深情思念,还有同异域文化碰撞交流时所迸发的对故国、旧乡和族群的认同。基于此,华侨教育某种程度上也是承担着维系迭代的华侨族群同原乡在历史、情感乃至文化风俗等“离而不散”的作用。对于“那些娶了‘乌土妇’的‘南洋伯’,缅甸华侨社会中,大抵认为虽然是生了子女,但不过是替缅甸制造几个亡国人罢了”,因为他们的子女早已缅化,只是“华人生仔,缅人添丁”。侨商恐其子弟为当地习俗所化而数典忘祖,有识之士知祖国典章文物之重要,其规矩法度必须保存,圣贤遗训必须发扬光大,以防华侨子女为当地人所同化,遂在东南亚各埠开设蒙馆以资子女学习之需。
此外,国内保皇与革命两股思潮的外溢以及南洋各埠爱国侨商的选择,也是侨商兴办教育的重要原因。来往于中缅的滇籍侨商以及周转于仰光、马来与印尼等闽粤米商,他们对于国内形势的感知都非常灵敏。受保皇党与革命党在海外宣传活动的影响,缅甸侨商也开始日益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英殖民当局对华侨的文教事业也并无限制,没有“以注册条例来相束缚……且时常奖许我华侨学校之进步也”。就如庄银安所言,“年十八渡缅甸,耳目所及,始悟外人欺我侮我者,皆我国势不振有以致之,余因是革命思想油然而生”。无论是接纳革命思想亦或兴学,对于家国及民族的深层情感是推动着爱国侨商的根源动力。当时侨商领袖庄银安不仅协助发行缅甸第一份华文报纸《仰江日报》,后来还与徐赞周、陈甘泉等人建立了缅甸两所最早的新式学校中华义学和益商夜校。侨商的办报与兴学无疑为新思想进入缅甸侨界打开了窗口,尔后《仰江日报》成为了保皇派与革命派积累争斗的舆论阵地,而益商夜校更是成为实行民族主义教育的基地,成为新思想、新教育的摇篮。
(二)教育伊始
东南亚最早且有文献可稽的私塾,为1729年荷属东印度首都巴达维亚的明诚书院。而在1815年马六甲亦开设有英华书院,另外1829年新加坡就有闽粤侨商开设的3间私塾。由于滇籍侨商往来中缅贸易的历史源流,缅甸传统的华侨教育相对于南洋的其他地区起步并不晚。较早为八莫滇籍侨商在建于道光年间的关帝庙设立的蒙馆,具体设立时间无考。再者可考的是,1872年粤侨于仰光观音古庙的辅屋所设立的书塾。此两处私塾的出现,意味着上下缅甸华侨社会中的侨教雏形的形成。尔后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缅甸各地的华侨社会才逐渐建立起了私塾教育,其时的私塾教育还是家族式,所用之教材亦是传统的三字经等文本,且一般设在寺庙或会馆之中。
当时来往于槟榔屿和仰光之间的侨商林国重和陈金在等人于1903年筹款建立的中华义学,是缅甸华侨第一所新式学堂,并在次年3月12日于仰光百尺路颍川公司开课。其时陈甘泉、庄银安和徐赞周三人担任监学,此三人思想偏向革命进步,后由于陈、庄两人忙于垦荒,校务由徐赞周一人主持。尽管一开始仅有学生60余名,但从横向看,该校的出现说明缅甸的新式华侨教育与东南亚各埠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从纵向看,该校则是为缅甸创办华侨学校之新纪元。
![]()
![]()
1904年春季长沙革命党人秦力山到仰光传播革命,住在陈甘泉家中,陈甘泉将其引荐给庄银安和徐赞周两人。受其影响,庄银安毅然辞去缅甸保皇分会会长一职,退出保皇会,并请其修改中华义校章程,以民族主义为该校教育的指导方针。秦力山在《中华义学序》中写到,“(仰光华侨)以南洋各埠比之,殆在于最少数者。然已能于两年前,兴学风潮未起之时,不假外力,而独自成一学校”。可见陈甘泉等人为筹备成立中华义学之不易。“捐集义金之踊跃”,也说明仰光侨商们一开始对于该校的创建抱有较大的期望。“今夫教育者固必有一主义以行之……读本中其出于立宪之国民者,必于此唤起国民之精神焉。彼欧美日本之人民,非其脑独强,生而则知爱国也,惟自入学之日起,其所以触于孩童之眼帘者,无非使之独立不倚,以摒绝服从奴隶之根性”。在这里秦力山试图用国民的爱国教育来强调兴学的重要性,并认为应当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来引导教育,以教育促进社会进步。还以清政府对汉族兴学之压迫,以及英国对中国之窥探来警醒陈甘泉等人,“故吾人欲望此可畏之后生,他日出而为国之干城也……彼夫内地教育之主义,仍以尊君亲上四字,为专制国笼络百姓之不二法门……今若欲矫其弊,非望之海外诸君,而谁属哉,仰埠董事诸君,当亦闻吾言而兴起矣”。“仰江地理上……此即英国经营中国腹部扬子江流域之根据地是也。不识董事诸君,观过去而察未来,其将何以维持此初心,使此学校立于太平印度两洋之风涛激荡中,而有以挽神洲之陆枕耶”。进而将陈甘泉等侨商兴学的行为提高到了国家及民族存亡之高度。这也说明,中国国内的变革力量已经波及缅甸华侨社会,并被当地有识侨商所接受,进而使中华义学从一开始就接纳了爱国思想及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因而对于缅甸华侨新式教育的兴起,应当置于当时风云突变之中国社会背景来考量。
![]()
![]()
同年,接受革命思想的陈甘泉、庄银安和徐赞周三人与支持保皇的其他校董意见不合,又在中华义学附近创办了益商夜校,“以利侨胞日间不暇攻读者”,实则为革命思想的宣传阵地。次年冬改为日校,该校一开始教授生员26人,以民族主义为指导,辅以商业工艺科目。其时经费来自雷荣南财政处,由于开支巨大,徐赞周亲自担任义务教员。1907年还在校内设立了同盟会支部,当年拒绝了清政府视学萨君陆的招纳,但也得到支持革命的乾利公司和德隆商号曾妈庇的捐助。1908年初夏吴应培等数人奉孙中山之命到仰光宣传革命,进而为益商学校题写校训,当年学校添设工艺科,还附设印刷厂以增进收入。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后,全缅到滇西地区的革命宣传材料几乎都出自该校学生所印刷,同盟会支部仅支付少量的纸墨钱。此外,该校办校八年共培养学生500余人,其中陈清楚、陈麒麟等都投身到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中。可见该校诞生于民主革命,亦服务于民主革命。直至民国以后后该校则改名为共和,而中华义学则改名为中华学校。
![]()
![]()
这两所侨校的建立是缅甸新式华侨教育的基石,亦是其兴起的重要里程碑。其中中华义校的建立代表着新式教育在缅甸侨社的诞生,意味着仰光华侨教育站在了南洋华侨教育的前端,但其中也暗含着保皇和革命两派在缅甸华侨社会中的力量角逐。而同年益商夜校的成立意味着由革命思想完全主导的学校已出现,尔后革命思想在这两所学校也基本占据优势,这与陈甘泉、庄银安和徐赞周三位开明侨商的辛苦耕耘密不可分。秦力山来仰光后三人便接纳了孙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其中陈甘泉是革命党人同仰光侨界接触的重要引路人,庄银安基于其当地的威望是重要的主持者,而徐赞周则是关键的落实者。其时同盟会在仰光设立秘密支部,以觉民书报社为宣传阵地,而作为同盟会会员及觉民书报社社长的饶潜川亦是中华学校之总理,可以说,两所学校的成立是当时国内革命形势转变波及缅甸华侨社会的一个缩影。
二、缅甸新式华侨教育的发展
自中华义校与益商夜校建立以后,缅甸华侨社会迎来了兴建侨校的热潮。特别是“一战”刚结束,欧洲的战后重建带动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缅甸的货物贸易市场供不应求,“吾侨人人获利,故当时华侨教育,以经费之充裕,非徒量的骤增,即在质的方面,一切设备,亦随着日趋完善”。其时缅甸仰光的侨商数量最多,教育之发展亦是最快。当中就有胡文虎、高万邦和陈守金等34位侨领对教育极富热枕,其中20位为闽籍,13位是粤籍,还有一位尹黎洲为云南腾越人,当中有林侠华、王弄书和潘联壁3位女士服务于仰光女子公学和福建女学。当然其他城市亦有不少,勃生埠有陈文俭、江镜如等11位侨商,而曼德勒有寸海亭、许卓如等17位侨商热心筹办教育。在这些侨商的热心助力下,缅甸华侨教育不仅在办学层次、办学规模上有所提升,而且从地域分布、教育机构和女子教育上亦有所发展,整体上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一)纵向方面
其一是办学层次的提升。自民国成立至1921年间,缅甸各地相继建立了育德学校、育新学校、粤秀学校等近50所学校。但此时所立之学校大抵为小学,直到1918年时任缅甸新报社长、华侨教育总会会长杨子贞、张永福和邱瑞轩联合倡办华侨中学,其时定名为旅缅华侨中学校,并得到仰光龙山堂老董邱瑞轩认捐每年办学经费之半数,另一侨商曾妈庇则捐出九文台洋房一座及园地作为校舍,并且校长及教员皆由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聘,乃介绍留欧哲学博士尚中及一批教师前来任教。至1921年2月15日开学以后,华侨中学成为缅甸华侨社会的最高学府。尔后还相继建立了勃生华侨中学、仰光女子师范、仰光华侨女子中学、仰光中国女子中学4所中学校,使侨生能够从小学升入中学。
![]()
![]()
其二则是办学数量的增长。从1926年到1931年,又陆续开办了崇德学校、民众学校、培民学校等74所学校,而在1931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缅甸境内所设侨校达到了250所。从民国建立头十年的50所侨校,到第二个十年新建74所,再到第三个十年新建250所侨校,至此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缅甸华侨教育达到顶峰,据统计时华校已有347所,其中中学5所,小学339所,师范3所,共有学生21167人。民国建立以来,在祖国的支持下,以及缅甸侨界各方力量的汇聚,华侨教育的规模迅速地攀升,并呈现出阶段性递增的趋势。
(二)横向方面
首先是办学地域的拓展。缅甸的新式华侨教育首建于仰光,进而在各地相继铺开。例如在1926年到1931年新建的74所学校中,除了仰光6所外,还有东吁中华小学、彬文那华侨小学等,几乎缅甸各个城市都有新建侨校。而从仰光观音古庙的私塾,到中华义学及华侨中学,可以说,仰光是当时缅甸华侨教育的先驱及高地,这一方面源于仰光作为港埠是当时缅甸的经济重心,华侨众多且侨商密集,教育需求大且办学基础好,另一方面仰光基于港口,同东南亚各埠乃至中国联系密切,进步思想得以流传,知识分子及有识侨商汇聚。
![]()
![]()
其次是教育机构的完善。1908年缅甸就成立了华侨学务总会,会址设在仰光庆福宫,但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到“五四”后,华侨学务总会改组为华侨教育总会,尔后1931年春,在中国驻缅领事馆的主持下,将该机构改组为“缅甸华侨教育会”,并在教育部和侨委会核准立案。改组后,中国政府强化缅甸华侨教育的国民教育性质,“如审查教科书,令各学校实施党化教育;颁给介绍书,报送华侨子弟回国升学;派员赴各校监考或处理各学校纠纷案件”。1937年又改为华侨教育总会缅甸分会。其宗旨是沟通和加强各校之间的关系;培养华侨学校的师资;推动华侨学校学生课外活动,增长学生课外知识,以培育热爱祖国、互助团结精神。此外还成立了教员联合研究会,以促进教师之间的联络。除该会外,另有1921年粤侨组织的学务统一委员会,负责统合粤属侨校的学务开办。
再次是女子教育的建立。中华义校建立后不久,于1909年闽籍侨商便成立第一所女校福建女校,后来1931年福建女学改为福建女子师范学校。此外在1909年到1921年建立的近50所学校中就有仰光的中国女子公学。从1926年到1931年的74所新建学校中则有仰光的华侨女子中学、中国女子中学,其时女子公学为募集资金,经常在柔美里剧场举办游艺会,而仰光侨商林九级、陈水成、陈占梅等先后送子女及晚辈到中国女子公学就读,已示对该校的支持。胡文虎、林九级和林宗巧为支持中国女子公学续办,还组成校董会,由胡文虎任董事长。胡文虎把22条街上段空闲的厂房让出来当教室,并从国内聘请林侠华,王弄书任教。在当时全缅5所中学中,女校占据3位,足见缅甸华侨社会对女子教育的重视。
![]()
![]()
![]()
(三)教育发展与侨商之关联
首先侨商是教育发展的首要发起者。无论是中华义校还是益商夜校,陈甘泉、庄银安和徐赞周等侨商是首要的发起者。华侨中学的建立亦是侨商邱瑞轩为了解决其时小学升学问题而发起倡办,依托其影响力,后续筹备委员会也得到了杨子贞、曾上苑等人的支持,还促成了曾广庇将自家别墅捐为校舍。就如担任槟城副领事的梁碧如在主持中华学校的开幕仪式时所就讲到,“国家以近来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况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立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国家贫弱需要人才,但人才的培养来自于教育,尽管洋人开设有西式学堂,但教育受制于西人亦是当时有识侨领所不能接受。所以有识的侨商基于对国家民族的未来考量,亦或自身族群的发展利益出发,通过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和财力,来承担起教育兴办的领头羊职责。
![]()
![]()
其次侨商是教育持续发展的主要支持者。办学资金大抵源自侨商的捐款。缅甸华侨教育大多为侨商筹资创办,其运行资金依赖于募捐,由华侨社会独立经营,隶属于国内教育体系,而脱离于缅甸的教育系统,因而捐款数目及资金来源时常并不稳定。当时华侨中学三分之一的经费由邱瑞轩、曾广庇两姓家族组织的龙山堂承担,其余由学校各董事募捐。后来1924年因为修建新校舍费用庞大,邱瑞轩亲自去山芭等地募捐,最终积劳成疾,为校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另外中国女子公学每年开支10000盾皆由各位校董募捐,而中华学校每年开支16000盾皆由缅属各商家及董事承担。可以说,学校创办及维持的绝大多数资金来自侨商的鼎力捐助。
![]()
还有教育与侨商所在族群相联系。办学之初,学校因为地域和族群缘由,大抵由各个方言族群筹资建立,往往首要考虑自身族群的利益,学生也大抵从自己方言族群中招收,教学语言更是以方言教学,从而导致族群之间“各办一校,以相抵制,浸至一两百人,既有学校两三所”,例如陈家馆培正小学、李家馆办求真小学、黄家馆办粤秀小学等。这些学校往往设备简陋,教学层次低弱,而使教育资源重复浪费,严重地影响了缅甸华侨的教育质量。因此这些小学在学务统一委员会的协调下统合成粤侨公立育德学校和育德女校,其中由侨领李暇养爵士与张国威领事牵头,并得到侨商李庚秀独资捐建20条街作为校舍。但其隶属于粤籍族群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仅从家族所属归入到族群所属。据《华侨宝鉴》所统计,仰光建立的20所华侨学校中,有如缅甸华侨中学的51位董事中,像胡文虎、高万邦、杨子贞和陈金在等都是闽籍侨商,而黄壬戌、林宗巧等人则是粤籍侨商,闽粤两籍董事的数量大致参半。中国女子公学和福建女学校的董事中胡文豹、林金瓯、邱思仰、曾祖慨等基本是福建侨商,福建女学校的董事和职员皆来自福建同安。而像在仰光侨校中董事和职员全是闽籍的还有中华学校、平民学校、中华国民学校(闽侯人)、乾坤学校(同安人)、共和学校、培园学校以及美会英华学校,而董事和职员全是粤籍的有育德学校(台山籍最多)、育新学校(梅县人)、培正学校、益群学校(开平及台山人)。在陈起森沿着铁路考察的97处华侨聚落中,其中建有139所学校,共有109所学校是由闽籍侨商捐建,而28所为粤籍侨商所捐建,另有2所为滇籍侨商所建。从中可以看到,学校的族群属性非常突出,其创办基本是依托于方言族群之下的,从伊始就是为解决本方言族群的子女教育问题,由方言族群中的侨领牵头,借助族群力量来推动华侨教育的发展。
言而总之,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缅甸华侨社会基本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基础教育体系。这个体系不仅在地域上基本涵盖了缅甸主要的华侨聚集区,也在性别上为华侨女子学生提供了求学的机会。尽管其存在着教育层次相对较低的问题,但亦基本满足了当地华侨子女从小学至初中的基础教育需求。在此其中,侨商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不仅在于其是教育兴办的发起者,更是教育得以维持的重要支持力量。
三、缅甸华侨教育的教育特征及影响
对于海外华侨而言,教育作为一种传播方式,不仅在于形式上继承和维持祖国的文化传统,从精神内核而言,其之所以建立及存在的本身,就寄托着华侨对家国乡土的深情思念,还有同异域文化碰撞交流时所迸发的对故国、旧乡和族群的认同。基于此,华侨教育某种程度上是乡土文化的海外移殖。源自这份情感的驱使下,缅甸华侨教育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重视乡土、重视民主科学以及重视人才培养的特征。
(一)教育特征
其一为重视家国乡土。华侨教育首要就在于保存家国乡土文化,激发民族认同并弘扬爱国精神,因此“南洋华侨教育,我们认为第一要保住吾华的民族性,对祖国有彻底的认识和爱护”,其时华侨学校“课程多注重祖国语言,学制取自中国,教师来自中国,而课本、图书、仪器也购自中国”,例如缅甸华侨学校高中部和初中部的国语课时与缅文相当,都为每学期6课时。在节假日设置上,尽管会因应当地气候及政府安排,对于祖国的节日,也会相应放假,就如中华民国纪念日、革命先烈纪念日、孔圣诞及教师节、中华民国国庆、华侨节和民族复兴节都会进行放假并集会纪念。这一行为不仅能使学生从节日的安排中了解到祖国的历史,进而塑造其家国的感知,也是一种缅甸华侨在海外对祖国情感的具象表达。还例如洪门光华社所创办的光华中学,以弘扬正义精神,灌输侨童祖国的文化道德,并取“光我中华”之意而成校名,得到了当时瓦城华侨的大力支持。
![]()
其二是重视民主科学。其时中华义学发起者之一的陈甘敏、庄银安就因接受民主思想,而反对福建省视学员萨陆将义学纳入满清学政的提议。尔后受同盟会仰光支部的建立,缅甸华侨的新式教育进入快速时期,其中缅甸最早新式侨校中华义学和益商夜校的创办人之一的徐赞周就是同盟会成员。此外据《华侨宝鉴》记载,热枕教育的侨商寸海亭、李任卿和陈雪梅等都是同盟会会员。可见缅甸华侨的新式教育一开始就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胡一声和陈乔之在谈及民国缅华教育的五十年发展时就认为,“由于坚持民主与科学,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因而不但有力地促使缅华社会的面貌日新月异地进步,而且由于缅华教育事业在缅华社会与祖国之间……架设了桥梁,这就使得缅华同胞与祖国人民保持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可知民主科学的教育理念导向一直伴随着缅甸华侨教育的发展。从宏观角度看,缅甸华侨教育在坚持民主科学的进程中保持与国内形势密切的联系。从教育建设看,缅甸华侨教育从一开始就建立了福建女学和中国女子公学等女子学校,体现了性别平等的民主思想。
![]()
![]()
其三是重视人才培养。正如陈起森在其《救国方略》中写道,“夫人才者,事业之母也。人才一出,则事业必随着以勃兴……欲前途之发展,欲新兴华侨之事业,则非先造就此项人才不可”。当时缅甸华侨一方面身处英属殖民地,事业之发展备受英人和印人等的掣肘。另一方面故国家乡则饱受战火摧残,因而有识之华侨大抵抱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培育华侨人才,并将人才输送回国,以振兴民族而挽救国家颓势。正如关楚璞对胡文虎兴学所评,“则十年后其造就之人才,贡献国家社会可限量耶”。正是对人才的渴望,缅甸华侨教育在十多年间迅猛发展。
![]()
(二)教育发展的历史影响
华侨教育的发展对于缅华社会的观念塑造有着潜移默化且根深蒂固的作用。一方面,家国认同得到构建。从二十世纪初期到三十年代间,缅甸华侨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得蒙学、小学等基础教育基本覆盖缅甸大多数的华侨社群,从而使华侨子女从小便明白自身的家国归属及文化根源。就如王赓武所观察到的,“从1920年开始,成千成百的教师由中国入口,南洋华侨的年轻一代在新学堂接受教育,常常思考自己作为中国人,和牢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责任”。其时缅甸华侨教育体量虽不小,但明显层次较低。当由初中升为高中乃至高等教育,侨生就需要面临升学及就业去向的抉择,而当时缅甸侨生多取道回家乡升学。例如滇籍华侨子女往往会回到腾越中学升学,而高等教育方面则寻求至暨南大学。因而陈起森在《救国方略》中写道,“发展华侨教育根本上之方法,则惟有使侨界青年均回国求学”,所以其要求暨南大学多给予侨生升学之机会,扩大招收名额以及给予侨生生活补助。如此可见,若需成就完整之人才,单独依靠缅甸华侨自身的教育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祖国为缅甸侨生提供进一步上升的空间,而缅甸华侨教育则在实践中为侨生的升学奠定基础,所以1931年成立的“缅甸华侨教育会”主要就为侨生“颁给介绍书,报送华侨子弟回国升学”。
![]()
另一方面,缅甸华侨社会中的民族主义上升为爱国主义。其在行动上突出表现为,对祖国抗战形势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形势日渐严峻时对祖国的积极支援。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缅甸暨各地华侨青年,由于爱国热诚,激昂奋励,纷纷组织义勇队自动归国投效。由十九路军六十一师收编”,被拒后又“转道来京,请愿驰赴东北继续效命”。当时来自全缅各地的闽粤滇籍华侨青年都有参加归国参战的“义勇队”,其年龄大抵仅有20几岁。尽管被遣回,但也表明了危乱之际缅甸华侨青年对祖国乡土深沉的热爱,以至不惧生死也要归国参战。此外在缅甸华侨学校学生积极为援助抗战而发动募捐,1939年11月就为祖国募捐了一架缅甸华侨学生号飞机。尔后入缅作战的国民党第五军军政治部设立有华侨队,为执行入缅作战之特殊任务而成立。当军部进驻下关时,招考就读于保山中学的缅甸华侨学生,所招男女就有94人。另外1941年新华日报记者就目睹了,在去往泰缅边境的火车上,几位华侨小学生为祖国抗战募捐作演讲,还感动了在场的印度工人,一位印度工人不仅捐了钱,还高呼中国抗战胜利,足以见其时华侨学生不论年龄大小,都在努力地支持祖国抗战。此外正如1944年10月28日,缅甸侨生曾福才、黄北胜致信侨务委员会中提到的,“窃生等早具有献身祖国之鸿志,奈因机会未逢,故未能早日实现,今逢秋风秋雨亦当祖国多难之秋,为祖国出力时机已到。生等仍长缅甸,适度南洋环境及其人情风俗,亦懂浅易英语、印语,故生等决投入远征军,以适应环境,深望能身历其境,报效祖国,达到愿望,希贵会特呈兵役署”。面对祖国民族存亡危机之时,缅甸华侨学生奋不顾身地回国参战,而仍在海外的则竭力为抗战募捐,而这不仅是侨生发自内心对祖国家乡深层的情感体现,也正是缅甸华侨教育长期以来的杰出成果。
![]()
![]()
综上所述,缅甸华侨教育的发展不仅是服务华侨族群的生存需要,而且从其伊始就与祖国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在其发展过程中,注重保持同祖国的文化脉络及教育体系相衔接,通过强调家国民族情感的培植,来确立起侨生对于家国的归属,这无疑是希望在海外用民主科学的方法为祖国强盛培育有生力量。而当抗战爆发之时,许多侨生的民族爱国主义被点燃,投身到支援祖国抗战的潮流之中。毫无疑问,抗战爆发以前缅甸华侨教育几十年的发展成效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四、结语
兴学是华侨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对于华侨社会而言,教育是文化迁移扎根与族群身份塑造的重要方式,有着延续祖国文化,塑造族群认同以及提升生存能力的作用。早期依托于庙宇、会馆的私塾教育,尽管基础薄弱,却仍保持乡土教育的底色。而20世纪初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中华义学、益商夜校等新式学校的建立,标志着缅甸华侨教育步入新阶段。可以说,缅甸华侨教育从传统蒙馆向新式教育的转型,其背后暗含着缅甸侨商群体、国内政治力量、时代历史风潮等多重因素的相互碰撞。
其中侨商是关键角色。一方面,尽管缅甸华侨数量较之他地较少,但在缅华社会中侨商比例较高,族群的发展需要驱动着开明先进的侨商将富余的资金用于兴办教育,以提升华侨族群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流动的贸易使侨商得以获取先进的讯息。饶潜川、陈双珪以及徐缵周等进步侨商深受国内革命思想及民族主义的影响,希望通过兴学来为祖国培养人才,以达到振兴中华之目的。正是侨商的倡导与落实,为教育的兴办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物质问题,才使得缅甸华侨社会建立起了一定规模的基础教育。
与此同时,所建立起的华侨教育亦塑造了华侨社会。在爱国侨商的持续捐助下,民国以后的华侨教育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使整个华侨社会的教育水平得到提升。从地域分布看,仰光作为开埠之经济重地,成为全缅侨校建设的先驱。从办学主体看,缅甸华侨教育的发展使各方言族群及地缘组织的参与其中,从族群认同上升到国家及民族认同。有趣的是,女子教育的较早兴起及中学体系的完善,反映出缅甸华侨社会对教育层次提升及公平的重视。与此同时,教育的发展还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感,从民族主义上升到了爱国主义,使得抗战时期大量华侨学生积极为祖国抗战演讲募捐以及抵制日货,甚至毅然回国参军,这不仅是缅甸华侨社会自我组织与文化认同的构建,更体现了缅甸华侨的家国情与祖国教育的双向互动,亦是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华侨社会互动中教育民族主义与华侨家国情感的深度交织。
作者:夏玉清 谢泽鸿。夏玉清:男,云南师范大学华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传播,南侨机工与祖国抗战,东南亚华人华侨问题。谢泽鸿: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华侨华人史。
来源:《八桂侨刊》2026年第1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南洋华商开发云南边疆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

